[13]［日］盐野宏：《行政法》，第87页，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6]它以结果为指向，并把一些重大机构权能导入了探求正义的活动，[37]它充满了一种责任伦理而非最终目的论理。春秋末年，面对名实相怨的现实，孔子主张正名，即用周礼固有之名去纠正已经变化了的内容——孔子把名（周礼）看成是不变的根本，主张实（社会现实）应当倒退回去以正其名，而不是让名去适应社会现实，以副其实，力图用过时的周礼来匡正已发展了的社会现实，恢复旧制度。

相应地，规范则永远是相对的，那种将规范简化为一个不可违背的绝对秩序的想法，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法律极权主义。基于其本身的非规范性，应当无法对是作出规范性判断。实质合宪论及其所衍生的现实宪政主义，以规范判断服从于价值判断为逻辑推论。在实践层面，意味着宪政实践活动中规中距，只服从法律，不逾矩。若固持以这些规范来衡度或匡约社会现实，并据此对社会变革提出合法性诘难，则是对文明的反动。

[35] 参见前引34，诺内特、塞尔兹尼克书，第86页。宪法上的名实关系，本质上即宪法形式与宪法价值之间的关系，它有三重意味：（1）是否存在着高于宪法形式的宪法价值？（2）宪法形式是否必然地反映宪法价值？（3）宪法判断即合宪性判断之依据，究竟应当是宪法之名，抑或宪法之实？ （一）名实之辩及其隐喻 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名实之辩肇始于先秦——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急剧变化，出现了事物的称谓及其所指事物之间的矛盾，即所谓名实相怨的现象，由此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名实之辩。其一，改革成果的碎片性。

如果宪法变迁的初始动力源自于社会或民间，那么这种动力便具有诱致性，其作用方式通常具有自下而上的交往性和协商性特质[32]——由这种诱致性动力所促成的宪法变迁即所谓自下而上的变迁模式，可称之为诱致性宪法变迁，或回应型宪法变迁，也可称之为倒逼式宪法变迁。因为，我们现在所干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马克思、列宁以及毛泽东同志在经典著作里面也没有系统论述过，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我们所能够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合宪抑或违宪，而非善抑或恶。基于这种哲学，宪法价值或者原则成为判断既存事实之合宪性的基本准则。

同理，唯有未卜先知者方能够制定出摄服未来的规则。韩大元：《社会变革与宪法的社会适应性———评郝、童两先生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载《法学》1997 年第 5 期等。

[21] 参见胡鞍钢：《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9期。[64] 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 69. [65] 朱采真：《现代法学通论》，世界书局 1953年版，第81页。其中，如果宪法变迁的初始动力源自于政府，那么这种动力本身便天然地带有强迫性，其作用方式则通常是自上而下的建构式和单边式，由其所促成的宪法变迁即所谓自上而下的变迁模式，可称之为强制性宪法变迁，或建构型宪法变迁。因此，其演化轨迹是一种回应型变迁路径。

[17]   二、经验辩：试错性改革与宪法的回应型变迁 30年来，中国改革走的是试错渐进之路。[27] （二）零星的改革成果 就其性质而言，改革是一种解构，[28], 而非建构。其基本意味有三：（1）宪法是一种严谨的规范体，而非纯粹的价值体。在哲学意义上，这种模式遵循从实践到规则变迁逻辑，故此，回应型立宪本质上具有实用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核。

[69]（3）实质理性要求宪法判断与道德判断的整合、宪法参与和政治参与的整合。[41]（3）宪法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共变受制于社会充分复杂性原理的制约——社会变革信息如何转译到宪法结构之中，实际上取决于宪法体制的内生演化机制和外生演化机制的相互作用，即宪法在遵循其内在演化逻辑的同时，不得不适应社会分化的特定水平。

[42] Niklas Luhmann，Social System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 132. [43] 参见易继明：《知识社会中法律的回应性特征》，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其一，规范与价值两合。

参见[英]丹宁：《法律的训诫》，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前言。至少在理论上因之削弱了形式法为对抗国家恣意行为而提供的种种保护，或者为防止国家干预一直属于人们交往的地方性领域或私人领域而设定的障碍，这一趋势也可能危及到个体存在。其基本意味有三：（1）合宪性推定，即为了维持法律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在未经有权机关作出具有法效力的宪法判断之前，国家行为应当被推定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52]——推定合宪的前提是有二：①存在着突破规范之事实，②合乎宪法价值。为了实现公正，或者因为公正的缘故，规范往往为实践主体所放逐或篡改。[5]而形式合宪论本质上是一种以规范为本位，即以文本为基础的理论。其二，在认识论上，坚持以名正实。

（2）价值性解释，即从价值层面解释宪法判断之依据——在合宪性判断依据被解释为一系列价值的语境下，宪法判断所衍生之结论属于实质合宪之范畴——在词源上，实质一词有本质、精神、宗旨等意涵。其延伸意义有三：（1）唯有在其与客体之动态的相互关系之中，才可能把握规则之价值——它是基于其与客体之间关系所作的客观的事实判断，而非基于其与主体之间关系所作的价值判断或者审美判断。

规范的意义正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价值，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价值。[11] 许全兴：《毛泽东论孔子正名》，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 年第 1 期。

为实质合宪论所支持的回应型宪法更关注社会变革与立宪目的或价值的契合，具有现实主义的内在秉性。（2）宪法形式具有圆满性，它具有足够的涵摄现实与关照未来之能力——宪法之所以称其为宪法，正在于它具备了规约现实政治并引领未来的能力。

其延伸意义有四：（1）规则的形式决定于规则之本质——所谓规则之本质或者实质，即规则的实质价值或客观规律。[13] 参见[奥]Hans Kelsen：《纯粹法学》，刘燕谷译，中国文化服务社 1934 年版，第 22 页。（2）宪法形式并不天然地具有正当性——唯有在其真实并且全面反映宪法的实质价值或客观规律之条件下，宪法规范或者形式才具有正当性。  【摘要】30年来中国改革的合宪性争议，在哲学上即宪法的名实之辩。

（3）在宪法上的价值与规范的关系，有似如德国宪法中宪法核与宪法律之关系——相对于宪法律而言，宪法核存在于当一国为政治决定时，多数与少数持续不断地对保护宪法上基本原则具有一致性的共识，[50]它包括共和政体、法治原则、民主政治，等等。（3）咸与维新、四处开花的改革注定是分撒的、片面的，其成果只能是零散的，不具有整体性。

由是，不仅导致改革难度和风险后移，而且，难免钝化改革的主动性，并很可能酿坐失良机之遗憾。[48]（3）在宪法治理即规范治理之语境中，规则及其实现本身即具有绝对价值——恪守规则的至上性与追求规范的实效性一样，恰恰是守护宪法客观价值的内在必然。

诚如许多中外学者所分析那样，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改革过程的稳妥性，确保改革始终在可驾驭的环境中进行。[49] （二）现实的立宪主义 承前文所述，实质合宪论即现实的立宪主义，是一种侧重于从价值层面解释宪法判断之依据的宪法哲学。

依据反向推定原理，作为回应型宪法变迁正当性依据的实质合宪论也内在地获得了实用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某些秉性。[29] （三）宪法的回应型变迁 试错的渐进性改革及其零星成果，决定了中国宪法之回应型变迁模式。[30] 参见侯健：《宪法变迁模式与宪政秩序的塑造》，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4期。[38] Max Weber，Political as a Vocation，Gerth，H. H. and C. Wright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39] 参见前引34，诺内特、塞尔兹尼克书，第93页。

与改革相向而行的82宪法30年来的演化历程实际上就是为回应试错性社会变革之压力，以事后确认为基本手段，而不断调适自身的过程。春秋末年，面对名实相怨的现实，孔子主张正名，即用周礼固有之名去纠正已经变化了的内容——孔子把名（周礼）看成是不变的根本，主张实（社会现实）应当倒退回去以正其名，而不是让名去适应社会现实，以副其实，力图用过时的周礼来匡正已发展了的社会现实，恢复旧制度。

[42]   三、价值辩: 理想的立宪主义与现实的立宪主义 就其性质而言，回应型宪法变迁的正当性依据即实质合宪论——如上文所述，30年来中国宪法变迁之所以成其为回应型模式，正在于其乃对试错性社会变革所作出的一种有限的调适，是一种倒逼式宪法变迁模式。[15] 其二，在认识论上，坚持以实察名。

故此，在二者发生抵触的情势下，应当取其实或易其名。（2）是否有助于提高政治的民主性。